In 2007, Mr. Wu Jiasong, then the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Work Committee for Departments Directly Under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rrived with delegates from Chinese Governments in Silicon Valley for a three-month training program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The following article records his experience as a "class monitor" during their training in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Chinese media.

The delegation is hosted by USCEC.

“上党校不当班长，出国不当团长”。人们常这么总结在职学习培训的情形。一旦担任班长、团长之类的职务，就意味着要比其他人多付出时间和精力，考虑学习培训之外的事情，考虑上下左右的沟通协调。 而这两种事我在一年内都遇上了：2006年上中央党校中青班时，担任文体委员；2007年参加国家外专局组织的中青年干部境外培训班，又被指定为班长。尤其是后者，在美国三个月，真真切切地体会了当班长的滋味。

斯坦福大学里，我们组建班委会

这个培训班是国家外专局为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而于2004年设立的一个新项目，旨在通过组织45岁以下的局处级领导干部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公共政策与管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提高能力，培养国际化、复合型的人才。因为到美国后全是英语授课，没有翻译，所以对学员英语水平的要求很高，是一条硬线，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经过在山东科技大学两个月的浸泡式英语口语强化和在清华大学的专业课程培训，我们于7月底抵达位于美国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我们班一共29名学员，来自24个部委和4个省区市，其中局级干部14人。大家教育背景不同，年龄相差悬殊，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几岁，平均年龄为40.7岁，英语水平也存在着客观差异。 来美国前，外专局指定我和国务院新闻办秘书局的吴东和新华社外事处的石序组成班委，全面负责境外培训期间的班级事务。一到美国，我们根据斯坦福大学的课程设计、专题研究计划和考察交流活动安排，明确了依靠大家、依靠制度，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工作思路，并决定增加班委会的力量，明确分工，团结合作，帮助大家尽快实现“四个转变”（即从工作到学习、从机关干部到普通学员、从家庭生活到集体生活、从国内环境到国外环境的转变）。 过程是艰难的，但也充满着成就感。作为班长，如何充分考虑每个学员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精细组织好大家在美国的学习，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工作多年以后又能返回校园比较系统地学习，尤其是在世界著名的大学，机会难能可贵，同学们都很珍惜，这也是我们做好协调服务、沟通引导工作的基础。我们努力采取各种方式发挥每个人的优势、激发其潜能；针对一些同学强化口语的愿望，我们与美中交流协会联络后，每周二晚上组织一次专题对话，请几位志愿者来我们的住地，同学们自愿参加，集中进行一对一的练习，使许多学了多年“哑巴英语”的同学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能够把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去运用。我们还结合国庆节、中秋节以及同学们的生日，组织了8次集体联谊活动，通过一次次的活动，同学们不断增进感情。外专局驻旧金山总代表苏光明形容我们全班同学处在一张“情网”中，是对我们的由衷肯定。

19位终身教授 给我们讲授了18门课程 我们的培训由斯坦福大学工学院职业发展中心负责，项目主任是来自香港的谢德荪教授（Edison Tse），副主任是两位美国教授Jim Sweeney和John Weyant。前10周集中讲授公共政策和管理专业课，每周周一到周四下午上课，周五安排相应的学习考察和交流，周末是与美国家庭的联谊，最后三周集中撰写课题研究报告和培训总结。 共有19位终身教授给我们讲授了18门课程，一般是一个教授讲两次课，6个小时完成一个专题的讲授。内容涉及环境保护、能源战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研究、决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研究、经济学理论、硅谷创新发展研究以及美国医疗保障体系和新闻媒体研究等方面。教授们的准备都非常充分，课件也都做得非常细致，有的简直无可挑剔，可能一个课件就要准备几个小时。美国教授的教学中有大量的定量分析，显示出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和制定的科学性，每一个政策的制定都有科学的数据支持和损益分析，政策的执行成本和效果，在设计阶段就研究得非常透彻，这对我们研究制定政策很有启发。 每周三上午的英语课也很有特色。第一堂课的语言老师，通过听力综合测验把我们分为两个班，针对性很强，注重口语、听力技巧的强化训练。比如亚洲人、非洲人说英语就有不同的发音问题，老师会有针对性地讲解规律性的东西，反复练习，以便大家听懂不同教授讲的英语。另外，每节课上都有 5-10分钟的演讲（Presentation）练习，老师录下每个人的演讲视频，让大家自己观看、找差距。这非常管用，使我们学会在规定的时间内简明扼要地讲解某个题目。最后，在培训结束时，我们每个课题研究小组都用英语向教授们进行报告和答辩。 课题研究报告的撰写主要集中在专业课结束后的两周，而研究题目的确定、资料的收集、思路的形成、观点的锤炼则贯穿了整个学习培训。在赴美之前，国家外专局就拟订了科技创新、社会保障、能源政策和环境保护这4个研究方向。到美国后，我们首先让大家先报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针对大家的专业背景和英语水平，我们对课题组成员做了一些调整，以保证每个组都有英语水平较好和专业知识背景强的同学。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还尽量让没有担任班委和小组长的同学来负责组织课题研究。

考察和交流结下深厚情谊 每周五的学习考察日，基本上是根据本周课堂上的学习专题，安排去相关的政府部门、社会机构或高科技企业进行参观和交流。比如，学习社会保障专题后，我们就去参观当地的社会保障局等负责贫困人口住房、医疗、食品、教育的机构。学习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时，我们被安排参观了美联储旧金山分署，听他们介绍货币流通管理的情况，还看到旧金山分署如何销毁残币，调节控制货币流通。 另外我们还与旧金山市政厅、环保署等机构进行了交流，去Google、Apple、HP、Cisco等位于硅谷的知名公司参观交流。特别是旧金山美中交流协会的负责人Andy和Willa，他们工作专业、敬业，一次次的参观交流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每次参观都几乎全勤，就充分说明了问题，而且我们之间结下了深深的友谊，中秋节就是在他们家里度过的，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唱歌，一起用投影仪看学习生活的照片，很有意义。培训项目的副主任Jim Sweeney，为我们讲授了能源与环保课程，负责指导环境保护和能源政策两个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并为我们精心组织了高层次的对话交流活动。他分别邀请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前国防部长佩里到他的家里，给我们举行演讲晚宴（Lecture Dinner），同时邀请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或对中国感兴趣的友好人士来参加。先由舒尔茨、佩里为大家做主题发言，然后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在此前后我们可以和所有的来宾自由交流、聊天，相互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聚会，大家都非常珍视这个机会，主动介绍中国的情况，回答美国人的问题。

与美国家庭结对联谊 在美参加培训期间，每两位同学都与一个美国家庭（Host Family）结对联谊。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般会和自己的美国家庭一起度过，这既是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两国人民间友谊的过程，也是锻炼口语的绝好机会。通常我们和美国家庭都是E-mail联系，强迫自己写英文，甚至连给自己的家人的邮件都用英文写了。 我的美国家庭的男主人Ric是加州大学一位刚退休的教授，美籍菲律宾人，长相酷似中国人，但一句中国话也不会。他的太太Meg是英国人，十分热情友好。他们有3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所以有比较宽裕的时间安排与我们的活动。他们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曾两次来中国，我们之间聊的话题也非常多。其实很多美国人对中国都感兴趣，因为他们天天用的、穿的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但对中国的了解受限于美国的媒体报道，片面、负面的消息居多，我们在与普通美国民众的交流中无形地对现实中国做了最好的宣传。他们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感兴趣，比方说如何看病、孩子怎样上学、能不能上网等。 我们与美国家庭的活动安排，一般是他们征求我们的意见，然后商量会面时间、地点和交通安排。比如，他们有个家庭聚会或野外行走（Hinking），会邀请我们过去；或者一起去看体育比赛。我们和美国家庭一起去看过橄榄球、棒球和篮球比赛，观看这些比赛可以称作美国人的节日、大型社交活动，他们比较喜欢橄榄球、棒球、冰球等对抗性强的运动，而乒乓球、羽毛球主要讲究技巧。在美国找到乒乓球台并不容易，不像国内随处可见。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教众每周日都要去教堂，我们也随美国家庭参观了教堂活动。现代教堂活动与我们想象的情形迥异，电子乐队进了教堂，现代节奏下的圣歌使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更易接受，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更多的是思考这种“寓教于乐”的创新。

胡佛研究所里的《蒋介石日记》 斯坦福大学校园（面积居世界第二）充满了古典魅力，有大片的树林和绿地，书店、雕塑园、运动场、医院、购物中心、餐饮中心等穿插其间，各类图书馆、阅览室很多。我们经常去综合图书馆里看书、查阅资料，还去东亚图书馆查阅中文书报资料。 最有趣的是艺术图书馆内的装饰，有许多中国元素，四壁张挂了许多来自中国的1970年代的宣传画。如毛泽东标准像、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张贴画，让人倍感熟悉和亲切。 值得一提的还有胡佛研究所，该研究所座落在斯坦福校园中心区的图书馆群里，有许多关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资料。特别是最近刚向全世界学者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提供了独特的第一手资料，引起了来自世界各地学者的极大关注。 查阅日记复印件的手续非常简便，只要用带照片的证件办理一个出入卡就可以了。但是只能抄录，不能复印、拍照、扫描，目前开放的是从1917年到1945年的所有日记复印本。据介绍，蒋介石的日记写了58年，直到1975年，一天没断，每天反省；每周、每月、每年都有总结、计划和反省。我们在课余时间也去翻阅了一些，确实是每天一页，虽繁简不一，但都控制在一页之内。无论身处何地，天天坚持，长年累月，仅此一点，确实不凡。作为学者，当能从中点拨分析出许多成果，澄清或揭秘一些史实，我们作为普通读者则看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看到了他对当时国家形势的分析、判断和采取的政策，看到了他对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军事人物的看法，感慨历史的神奇。

体会美国的购物服务 美国人多数自己开车上班，但也有人为节省起见乘坐公交车上下班的，斯坦福医院就有十几个人坐我们这趟车。每天下课我们29人乘一辆大巴返回住地，虽然车很大能坐六十多人，但我们的到来确实给过去的老乘客们以很大影响，有时不得不站在过道上。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与公共客运公司联系沟通，增发一趟车，另一方面要求同学们上车后尽量往后坐，把前面的位置空出来，以方便后上车的人。这种做法，取得了较好效果，许多美国人上车后主动与我们聊天。 美国还是购物者的天堂。对我们来说，购物既满足了个人需求，又了解了美国人的生活。我们住地附近的华人比较多，专门有一家华人超市，日常吃用的东西全能买到，员工也是华人，会说国语或广东话，特别方便。在美国吃的东西比较便宜，在日常生活开支中所占比例较小，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确实较低。到大型购物中心买服装、皮鞋是外出购物的重点，几个月下来，我们每个人都消费了一些，买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为美国GDP的增长做了贡献。在美国购物，售后服务很周到、很人性化，令大家十分难忘。就是不喜欢或不合适的鞋、服装，一般凭购物小票和包装盒在3个月内都可以换或退货。我一个同学刚来美国时买了一个网球拍，打了两个月，线断了，去商店补线，正好赶上换季打折，店方按退货处理后，再按折后价卖给他，结果他又得一新拍子，还找回十几美元。他讲给大家听，都觉得不可理解，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更不可思议。 在一次参观返回途中，我们顺路去了一个大型购物广场。那天天气晴朗，大家心情也很好，我还随身背着出国前刚买的新相机，准备抓拍几张照片。结果和几个同学进了一家专卖店后，就各自挑选自己喜欢的衣物，等到交完钱，满载而归时，才发现相机不见了。马上返回去找，哪儿可能找到？只好向商场报失并留下联系电话。有同学为我打抱不平，说在你们商场丢的你们应该负责，不然就打911报警。我虽然为我的新相机和里面拍的珍贵照片感到十分可惜，但觉得找回来的希望渺茫。跟美中交流协会的朋友说了以后，他说这件事你就委托给我们全权处理，你不用管了，还劝我说有希望，也许是小孩子拿走了，家长知道后会退回的；或者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所为，待他到教堂忏悔后也许会良心发现，也还有希望。我知道大家是在宽慰我，但8天后，当朋友几经周折、拿着相机走到我面前时，我惊呆了！说给同学听，都觉得匪夷所思，并就素质、制度、诚信等等话题展开许多讨论…… 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但存在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同的现实，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之间的交流，不妨碍学术探讨。所以在课堂上，我们会向美国教授尽量多地介绍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就北京奥运、环境保护、能源政策等方面的讨论尤其多，有时还会争论。我们对某些美国人指责他国污染环境、经济高能耗发展，自己却开大汽车、不节水不节电、铺张浪费的做法十分不解，倒是舒尔茨老先生自驾一辆小型丰田电动车参加我们的活动，令大家赞赏不已！十七大前，海外对这次大会比较关注，各种消息和预测很多，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出来后，我们马上组织学习，找来英文版的报告，重点学习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段落，及时向美国教授宣讲。教授们称，通过课堂交流和课题研究，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很多信息，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更全面了。

吴佳松，中央直属机关团工委副书记、青联常务副主席。曾供职于原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政策法规司和办公厅，并曾参与第11届北京亚运会的组织工作和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工作。2001年7月至2004年8月，参加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任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2005年5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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